来自 国际新闻 2018-02-01 06:27 的文章

北漂为在东城区买学区皇冠现金平台房借债贷款 距朝阳仅150米

来源:财经杂志

教育是中产焦虑集中的场域,他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好的教育产品,也对教育有更高的要求,不惜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孩子创造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选择。

两年前的春天,张良花300万元在北京买了一套学区房,向东城区前进了150米,付出的代价是每月占家庭收入40%多的贷款压力,而女儿只是有机会进入到“水平还可以的小学”。

更早一些时候,李蕙为了儿子入学,在上海闵行区买了一栋比周边房价高20%的学区房,但儿子只在公办小学里读了三年,就选择了“逃离”。

女儿们读三年级时,荣路明退出了自己在广州创立的公司和生意,回到深圳的家里当起“超级奶爸”,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还为此创办了一个小微教育机构。

至今在北京没有户口的李江城,则从没让自己的大女儿上过一天小学。

作为一个宽泛的阶层描述,身处中间的人们总是显得焦虑,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提升,但净资产不足够高、可支配收入不足够多,仍需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稳定的生活,而教育,是中产焦虑集中的场域——人们总要把自己奋斗而来的财富和阶层优势向下传递,消除阶层不安全感。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社会蓝皮书》以收入为主要指标,测算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占全国家庭总人口的比例是37.4%。不管是以收入、资产还是职业、教育背景来划分,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是现实。

他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好的教育产品,甚至不惜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孩子创造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他们也发现,自己的需求与狭窄的教育理念和体系、固化的政策与管理以及匮乏的市场供给一再碰撞,可能会更加焦虑。

距离稀缺资源150米

“你看,这栋楼距离朝阳区的直线距离,恐怕只有150米。”张良(化名)指着窗外街道的另一边说,“但这里是东城区。”张良拿到这套每平方米5万元,总价300万元的小房子时,该社区的房子挂牌价已经超过每平方米8万元,女儿刚开始上幼儿园。

买学区房时,妻子不大同意,她觉得既然都在北京,朝阳区和东城区的教育水平,没有大家想象的差距那么大。但女同事一句话就说服了自孩子一出生就在焦虑她以后上学问题的张良,“现在社会变动期还没完成,阶层通道没有完全关闭,我们的孩子还有机会。”

张良和妻子都曾是“县城少年”,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在印证教育的作用,张良读的是地方普通专科学校,在北京打拼15年,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妻子名校研究生毕业后即落户北京。

如果说他们是第一代“移民”,那么孩子一出生便拥有的北京户口,起点便不同,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路刚刚开始。

张良把2006年在北京买的第一套房子抵押给银行,并办理“个人消费贷款”60万元,还“掏空”自己和父母的积蓄60万元,又跟朋友借了60万元,作为首付款并办理了第二套房子的按揭贷款。

单位所在的行业整体不景气,这两年张良的收入不升反降,2017年全年薪资收入比四年前缩水至少三分之一,现在他每月仅银行的还款,就占家庭月收入的40%多。“孩子以后就近入学的小学,其实也不算东城区的好学校,主要是初中还可以,现在买学区房看小学只是第一步,初中更重要。”对张良来说,向东城区前进的150米使他的焦虑稍有缓解。

和张良相似,“学区房”是目前中产阶层教育焦虑的初步指向,它本身具备优质教育资源和城市房产双重稀缺的特征,也是中产阶层突破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实现“教育自救”的第一道缝隙。

新中国建立初期全面移植前苏联的发展模式,政府逐渐形成集中力量提高部分中小学办学质量,为高等教育快速输送人才,推动实现工业化的投入模式。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是代表公办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制度化的开始。

1978年,教育部制定《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形成各级公办基础教育体系中,都有少数重点学校的基本格局。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为促进教育公平,该法案首次提出“就近入学”原则,结果之一却是将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区域化——从城乡、城市、地区之间的“泛地域差异”,细化到城市内部的“微差异”。

尽管2006年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此时“就近入学原则”与“强者愈强”的重点学校共同构筑的、具有“马太效应”特征的基础教育框架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