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国际新闻 2017-09-04 16:25 的文章

中国申请器官捐献人皇冠现金平台数飞速上涨 短缺仍严重

2015年1月起,中国宣布废除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渠道。短短几年时间,在我国通过书面或网络登记的捐献器官志愿者人数增长迅速,仅2016年,就有10万余人登记捐献器官,同时实际捐献数量也明显增加。截至2016年底,全国累计实现逝世后器官捐献9996例,捐献器官27631个。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迎来春天。

但器官短缺的问题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依然严重。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已位列世界第二,每年实现的器官移植手术有一万多例,但现阶段的器官供需比是1:30。中国每百万人口的年捐献率从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2.98,位列全球44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任重道远。

2016年9月29日,安徽省立医院的手术室内,赵炬的器官捐赠手术在此进行。医生们跟赵炬的遗体鞠躬告别。视觉中国 资料图

传统观念阻碍器官捐献愿望

很多人在等待中死亡。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主任王海波说,每完成一例移植手术,器官移植的等候名单就新增两人,有将近60%的肾脏需求要等待一至二年,有超过40%的肝脏需求要等待至少一年。而对于像心、肺这样更加稀缺的器官,有些医院甚至因为缺少供体,几年都没有完成一例移植手术。

刘源从2013年开始在北京佑安医院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是移植科的大夫。刘源起初不愿意离开临床,对于器官捐献他所知甚少,而他之前的同事半年时间都没有实现一例捐献,更让他觉得自己实在不能胜任这项“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工作。

在他看来,影响捐献最大的困难是传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保存遗体的完整才是对逝者的尊重。刘源说,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赞同他申请器官捐献。

和很多协调员一样,刘源常被当作是从事非法器官买卖的诈骗犯。他曾被家属围攻过,被辱骂过。慢慢地,他也积累了经验,比如每次去病人家里做工作一定要坐在门口,“这样跑的时候方便。”

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协会主席、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教授马蒂·玛尼亚利奇说,西班牙老百姓在四五十年前也有类似的观念,但通过媒体的传播,以及在社区、医院的推广活动,公众对捐献的认可度逐渐提高。现在西班牙的器官捐献率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他建议中国也应该效仿类似的做法,让人们认识到捐献器官能拯救别人的生命,是人间最大的善行。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观念。

器官捐献由计算机分配

饱受质疑的还有器官分配。黄洁夫说,“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体系至关重要。”

2011年4月开始,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上线,覆盖169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这是2009年国家卫生部门委托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研发的人体器官分配系统,目的是使器官捐赠过程公正透明,用技术手段最大限度排除和监控人为干预。而在此之前,决定器官分配完全是基于医生的判断。

系统设立的首要目标就是降低等待名单的死亡率,通过患者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等待移植的患者根据医学指标来得分,并遵循“区域优先原则”(就近原则),“病情优先原则”,“年龄优先原则”(儿童比成人更享有优先权),“等待时间原则”(等待时间长的患者),以及“捐献者优先原则”(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已登记自愿捐献器官者优先)。分值越高,在等待名单的位置就越靠前。

录入病人数据由医院医生负责,如果有医生在登记数据时造假,人为提高病情危重程度,一旦被发现,将取消医生所在医院的器官移植资质。同时,国家卫计委也会不定期对医院进行抽查。

在王海波看来,由计算机决定的器官分配系统既显示了分配的公平、透明,也保障了分配的高效和安全。

在台湾和美国曾出现把艾滋病和狂犬病患者的器官移植到病人身上的安全事故,之后,王海波马上将系统设置强制添加了检查结果,并为了防止发生错报,医生在录入时还要上传检测结果的扫描件。

“我们希望从系统层面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病人的安全。”王海波说。

器官捐献服务能力落后

随着政策制度的建立以及器官分配与共享愈加透明,中国申请器官捐献的人数飞速上涨。但同时,器官捐献的服务能力却远远落后于实际需求,专业化服务成为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