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国际新闻 2018-07-09 12:50 的文章

“药神”热映背后的药价战澳门皇冠现金:不走印度式“强仿”,中国该怎办

来源:澎湃新闻

“我以前去印度时就帮人代购过,朋友发来描述和图片,我直接去药店买,过程跟代购化妆品没什么区别,但价格与国内相差10倍,确实也是吓了一跳。”

近日,在电影《我不是药神》成为热议话题后,有过电影主人公程勇代购经验的李伟(化名)告诉澎湃新闻,自己在跨国药企就职多年,电影所呈现的高药价问题确实存在,但身边医药行业的朋友对于该片的评价呈现出另一种观点,认为影片只是展现了药价高的现状,但是并没有说为什么,似乎有失偏颇。

片中涉及到的慢粒白血病靶向药格列卫,在国内上市10多年后,于2017年被纳入医保目录,当年包括赫赛汀等36种药品也通过国家人社局与药企直接谈判“腰斩式”降价并纳入医保,其中绝大多数为抗癌药,也成为国家层面在药物可及性方面的有效手段之一。

一位政府药品集中采购相关人士分析认为,电影上映的时间恰逢国家医疗保障局新成立,“此前国务院会议对于抗癌药的可及性问题解决是很明确的,接下来可以期待医保局出台顶层设计和具体措施。”

7月5日,上述不愿署名的相关人士透露,国家医保局成立后第一次座谈会即将召开,预计将会就药价谈判、医保准入问题进行讨论,“36个品种肯定是不够,抗癌药的药价谈判有望成为常态化,但仅靠国家层面谈判也很有限,预计这些问题应该都会在医保局成立的契机下解决。”

尽管外界对于新组建的医保局颇多期待,但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王震分析认为,国内抗癌药药价高问题的根本性还是在于国内药品行业创新力的不足。

“药企的定价遵循药物经济学规律,当一个地区该疾病没有其他治疗方案时,该药品具有不可替代性,病人没有选择,价格自然就高了。”王震向澎湃新闻分析,相比欧美、日本,国内很难在进口新药上市后,研发出更有优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同病种药品。

在王震看来,当前我们谈判的唯一优势就是“以量换价”,但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只能稳扎稳打地鼓励药品创新,同时将现有的社保资金资源利用最优化,“医改的目标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合理诊疗、合理用药,不要把钱浪费在不必要的药品上。”

药企人士:印度“强仿”模式并非根本解决办法

影片中徐峥扮演的程勇,其原型是江苏无锡的一名私企老板陆勇,在罹患慢粒白血病后不得不长期服用瑞士药企诺华公司生产的靶向药物格列卫。

格列卫上市最初被称为“神药”,即使在美国定价折算为人民币也高达17500元,引进国内后加上关税等定价为24800元,在2017年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之前,病人用药负担沉重。

服用过程中,陆勇通过朋友介绍,买到了印度仿制药厂生产的印度“格列卫”,药效与原研差别不大,但价格却仅为国内格列卫定价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不仅是格列卫。印度药厂在政府干预知识产权的背景下,近几十年来迅速发展为“世界药厂”,几乎所有率先在美国、日本等地上市的创新药,都能很快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对于以格列卫为代表的靶向药而言,原研药厂前期需要投入巨资、耗时数十年才能找到精准靶点并研发出药物,过程成本高昂;相较之下,仿制药厂所要做的便简单许多。

7月6日,一位不愿具名的全球知名跨国药企相关负责人回复澎湃新闻称,定价因素除了要符合政府的价格政策外,企业需要将此前的研发成本以及后续的生产工艺、运输存储费用考虑在内。

也正基于此,在国际贸易协定中明确包含了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但印度通过“强仿”制度,支持国内药厂进行药品仿制。

所谓“强仿”,即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允许在特殊情况对于专利所有权进行限制。在国际法中,它最早确立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而在我国,现行《专利法》同样包含此条,此外2017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其许可路径,指出“在国家出现重特大传染病疫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防治重特大疾病药品出现短缺,对公共卫生安全或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等非常情况时”,为了维护公共健康可实施强制许可。

尽管有了有实施“强仿”的可行性,但中国并没有实施先例,即使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启动“强仿”的国家也屈指可数。

“(强仿)实际上是经济落后国家的做法,而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是国策,印度的做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适用。”王震表示。

前述知名跨国药企人士也表示,从长远来看,印度仿制药市场的发展必然会抑制新药研发动力,“也不是用药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