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国际新闻 2018-05-24 01:00 的文章

限塑令落地10年效果如澳门皇冠现金何? 媒体:大量生产和废弃

来源:环球网

“限塑令”落地十载,效果究竟如何?

真实的答案也许只有垃圾填埋场知道。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把镜头对准了平均使用时限25分钟、降解却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但在成为垃圾山之前,它是日使用量30亿个、随手可得的塑料袋;它是日流动量上亿个、辗转全国各地的快递袋;它是一天可以垒成几百座山峰、间接喂饱了超过2000万张嘴的外卖盒;它还是农村的“白色海洋”。

塑料在高温中不断变换形态,覆盖了消费社会里每一个个体。10年里,当“限塑令”将“环保有价”的理念推向公众时,科技也不断追逐消费者的环保需求,名目繁多的“环保塑料袋”上了货架、 筛选塑料比重法、降解再生的化学手段等成为大热的环保课题。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项目是否真正落地,那些“环保塑料袋”被丢弃后又去了哪里。

10年过去了,裹上层层面纱的塑料从来都没有缺席。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在官网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就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献策。

关于限塑的努力,还在继续。

环保还是商机?

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场绝对的主角。

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质塑料制品无人问津,其中包括无法统计数量的“环保塑料袋”。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并不讶异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命运。“环保塑料袋需要严格的条件才能降解,比如温度、含水率、特定反应器等,在自然环境下很难降解。”他注意到,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去向,依旧是和各类垃圾混杂在一起,再被压缩称重,最终送进填埋场或是焚烧场。

和普通塑料袋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环保需求,多花了一些钱而已”。

他调查发现,大量标有“可降解”标识的塑料袋,其实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杂在一起的产物。出厂后,就加价摇身变成了“环保塑料袋”,那是巨大的商机。

“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沾上油污,那就需要先用化学试剂清洗干净,再进入降解的流程,这个过程又要消耗多少成本?”他说。

王久良很清楚,当下科技进步的速度不可谓不快。意大利开发出新技术——在一堆垃圾里依靠粉碎、比重等方法筛选塑料。但这些手段在中国的推行难度很大。

“我们的垃圾没有进行分类,那些垃圾废水里有什么样的物质,得经过多少道工序、花费多少成本?”他说。

比起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王久良觉得有更紧迫的事要去做——比如,理性地审视塑料究竟对周遭的世界影响到了怎样的程度。支撑咖啡厅遮阳伞的墩子、道路用来交通隔离的小柱子、随处可见的塑料垃圾桶,目所能及的,处处都有被反复利用后的劣质塑料制品的身影。

回到老家,他发现了一个几乎被塑料包围的农村。儿时离家还未听说过的地膜如今成了农田的“主人”。

“田间地头、渠沟路旁,甚至大街上、农户的院落里,到处见得到废弃的地膜。旧的地膜没有处理完,新的又铺上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很清楚,厚度仅有0.004毫米的地膜很难从土里彻底剥离,由于沾满土灰重量又轻,地膜回收的价值较低,除了焚烧和搁置别无他法。

行走在农田上,如果翻开土壤,肉眼很容易看见碎成一截一截的白色地膜和土块纠结在一起,像是地里长出的庄稼。

他发现,农村是一个几乎“没有管理的塑料世界”。 有环保人士下乡,在老乡家里吃饭,一次性塑料餐具摆上了桌子,用完后,老乡随手就扔进火炉,塑料碗杯速度消失,然后变成看不见的致癌物二恶英,排向空中,再随降水循环到农田和河流。

这些被城市淘汰的劣质塑料制品,随着消费浪潮涌入农村。由于一些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和垃圾回收系统,塑料制品借助风和雨,进入河流或沟渠,留在江河湖海和农田山脉。

负增值产业?

王久良的镜头曾在日本对准过一家回收矿泉水瓶的企业。这家企业拥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宽敞车间,拥有先进的智能化和数控设备。在生产线上,塑料瓶依次被粉碎、清洗、回收。车间里,王久良找不到污水,也闻不到刺鼻的气味。

令他意外的是,这样一家“模范”企业的负责人却时常因为回收塑料瓶而烦恼。日本对于污水排放的要求太高了,为了排污达标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我们是亏本的。”负责人告诉王久良,企业每收购一吨废旧矿泉水瓶,政府就给他们补贴2万日元。

即便如此,他们也无力再回收处理更多种类的塑料制品,“环保的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