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国际新闻 2018-04-13 17:24 的文章

非洲人在广州:皇冠现金平台只是在谋生非生活

撰文:金其琪

在最暗黑的滞留者故事之后,人类学家麦高登还是不愿放弃他最初开启这项研究时的假设。他本以为,非洲人与其他外国人在广州大量出现,会把中国由单一的汉民族至上,变得更加多元、国际化,令广州成为世界的城市。

不存在的“Black Chinese”

他问每一个受访者:你觉得会出现“中国的奥巴马”吗?“中国的奥巴马”指的是非裔中国人(Black Chinese)。有些人回答,会。但更多的人说,不会。麦高登发现,大部分非洲人对中国只有经济层面上的兴趣。“因为他们只是商人啊。”绝大多数商人都没有移民到中国的计划,他们只是来来去去,一次停留二三十天,一年三五次。签证过期的滞留者则更不可能移民到中国,一旦有过期记录,被遣返后就更难再次获批签证。

来自中非国家刚果的一名中间商对麦高登说:“我在广州是谋生(make a living),不是在此生活(make my life here)。我不想变成中国人。”

他们不想成为非裔中国人。为什么?这个他问了多次的问题,最终令他反问:“他们为什么要呢?不需要啊。”

他慢慢意识到,即使抛开政府的态度不谈,广州对许多非洲商人来讲,也不是一个能自然而然吸引他们留下来生活的地方。太多隔阂,例如语言、宗教、大汉族主义。很少有非洲商人不是基督徒或穆斯林,但反过来,大部分他们接触的中国人都没有宗教信仰。一位西非商人对麦高登说:“我信仰上帝,而他们信仰金钱。(I believe in god while they believe in gold.)”

一位在广州小北路混得相当不错的中非商人Cam则说,当中国人叫他“外国朋友”的时候,他们强调的是“外国”,而不是“朋友”。他们即使爱中国,也不会被接纳,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的家。

不过,麦高登也遇见过不少会保护非洲滞留者的中国人,通常是商场的管理员和房东。但这并不是出自友谊或善心。有个中国女人告诉他:“要是我的非洲客人没了,生意做不成,我可赔不起,我当然要帮他们逃跑了!他又不是我朋友,我也不特别喜欢他,但他还欠我一个月房租呢!”

抛开所有这些,麦高登也在广州遇到过真心爱上了中国女性而在中国结婚生子的非洲人。不过幸福的案例并不太多,大部分面临女方家庭的阻力。麦高登的分析并不浪漫,这些婚姻看起来更像是没有城市户口的中国农村女性为提高经济地位而做出的选择。而对许多非洲男性来说,一个中国女友或妻子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和广州的厂商做生意。

而他们的混血后代,会成为“中国的奥巴马”吗?麦高登并不乐观。他在书的最后一章写道:“我怀疑,在20年内,我在这本书里提到的所有非洲人和他们的后代将全部离开广州。”

离开广州之后,去哪里?和重庆大厦的褪色一样,麦高登觉得,广州的褪色甚至不用20年,“可能未来10到15年,或者更快”。广州,乃至于中国,在他看来,作为低端全球化中心的地位都是暂时的。

褪色的原因都是相似的,工资上涨、货品价格上涨、法律更严、山寨货更难生存等等。许多非洲商人曾告诉他,他们考虑之后离开中国去东南亚做生意。“越南的胡志明市?或是孟加拉的达卡?还没有人知道。”

尽管问题重重,但他肯定广州为世界带来的价值。低端全球化所倚赖的山寨货、逾期滞留、走私、腐败等问题,虽然非法,但在他看来,却并非不道德。“他们给世界带来的裨益终究还是多过损害。”他也并不把这本书的基调定位为暗黑与苦难。“我的书像是在说,嘿!这里有一群人正为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着呢!”

和重庆大厦的研究一样,麦高登这本关于广州的书也不是典型的学术书籍。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是,他希望“将人类学民主化”,写大众能读得懂的人类学。“因为让人类学被更多人读到,是很重要的事。”这相信也很符合麦高登给香港人留下的一贯印象。

他知道重庆大厦一书大部分的读者都不是人类学家,正中下怀,希望这本书也能如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将在今年4月出版《The World in Guangzhou: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一书的繁体中文版。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已经决定出版该书的简体中文版,但麦高登坦言,审查会是他担心的事。记者在全书中读到太多关于中国海关、警察怎样受贿,乃至于非洲基督教与天主教通过小北路社区进入中国的细节,相信会有不可避免的删节。不过,麦高登引用了《邓小平传》的作者Ezra Vogel对他说的话,“如果你想要书写的主要讯息能被传达,某些程度的审查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他来说,也许删掉一本书的四页可以换来更多读者,那又何妨一试?